如果这个社会对医生被骂、被打、被杀无动于衷，那医生就会…… | 医师节特别策划报道
导读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医师节特别策划报道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病科蒋卫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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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在这场突如其来、气势汹汹的新冠疫情“大考”中，医务人员艰难地杠住了压力，满分交卷。他们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为了稳住全国疫情，医师们不顾被病毒感染的危险，“逆行”冲锋在抗疫一线，甚至以牺牲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守护国民的生命健康。在今年这样特殊的一年里，对自己的节日，医师会列出什么样的期待清单？
期待清单NO.1
医患关系历经疫情后持续和谐
期待清单中，在蒋卫民教授心中位列第一的是：更好的医患关系。医生没把提高待遇作为首个期待目标，而是希望改善医患关系，道尽了医生职业的艰难和辛酸。
“今年比较特殊的是，发生新冠疫情后，可能社会上对医务人员的关注度有所提高，医患关系应该比往年要好。”蒋卫民教授认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考虑到这样几个原因：第一，疫情发生后，媒体对医师的正面报道较多。以前有时也会报道一些负面的内容。如果在疫情期间，媒体再报道负面内容，会打击医师的积极性，基于这些考虑，媒体就比较注意突出正面报道。
第二，疫情之下，医闹也闹不起来了。原来医院是什么人都能进，现在路口都设卡了，仅允许患者本人和一名家属陪护，也就限制了医闹的活动。所谓医闹，可能就是依仗人多势众，人一多就开始闹了，人少的时候他不敢闹的。
为了打击医闹和暴力伤医，2020年7月1日，《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明确市区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公安机关、医院举办者和医院必须在医院安全秩序管理中承担责任。如公安机关要在医院增加警务力量，医院要增加安保设备、安检制度等方式降低安全风险。目前，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友谊医院都已设置了安全门，有专门的安保人员监控。而北京朝阳医院是最严格的，需要安全门、X光安检机和人工手持金属探测仪检验三个环节，才能进入门诊大厅。
那么，上海的医院是否设立了安检？蒋卫民教授表示，上海的医院还没有设安检，可能是由于上海的医闹、杀医伤医事件相对较少。北京的医院设安检，可能与接连发生两起伤医案件有关。2019年年底北京杨文医生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又发生陶勇医生等3名医护被袭事件。亲身经历这样的事情，或熟悉的同事被人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对很多医生来说，心理上都会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恐慌。
同样是一线城市，上海伤医杀医的事件较少，是上海人脾气比较好吗？在上海当医生安全感会高一些吗？
蒋卫民教授介绍，上海也有医闹，吵架是肯定有的，但杀医事件好像没听说过。北京是首都，全国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去看病，患者素质可能参差不齐。而上海的外地患者相对不像北京那么多，往往集中在华东地区，大多是江浙两省、安徽、江西、福建的患者，山东、河南患者都不多。
上海人并不是脾气好，吵架的有，骂得很难听的也有。除香港外，上海是接受外来文化最多的一个城市，伤医案件少，可能和海派文化有关系，上海人不太崇尚用拳头说话。江浙两省的人打架的也不多，可能也是受上海海派文化的影响。蒋卫民教授回忆，在国外深造时曾遇到几位东北医生。他们说，去上海进修时发现，上海人在马路上吵架的很多，争得面红耳赤还在那边争，但是几乎没见到动手的，在我们东北早就打起来了。
上海有些老头老太太很会说话，有时你根本说不过他们，看上去可能蛮不讲理，实际上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他们对规则、法律的概念要比其他地方好。在培养规则意识、法律意识方面，我们还有所欠缺。这实际上是教育问题，应该从小教育孩子养成规则意识、遵守法律意识：告诉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现在可能过多强调爱国情怀，但对于应该具有的一些规则意识，反而有点欠缺了。
蒋卫民教授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到华山医院看病的温州、台州的患者特别多，他们对上海医生服服帖帖的，对当地医生却毫不客气。上海医生对他们说，你这个病看不好，他们就会回家了，不会对上海医生动粗，但对本地医生就不太好。蒋卫民教授去温州、台州会诊时，常听当地医生诉苦：我们这边医生不好当，患者对我们不满意，还打我们。2012年3月，患者连恩青在温岭市（浙江省台州市所辖县级市）接受了鼻部手术。2013年10月，因不满疗效，连恩青刺死了当地医院耳鼻喉科的一名主任医师。
与温州、台州两地的医生接触后，蒋卫民教授的感觉是，他们的水平其实也挺高。但同样的一句话，上海医生和台州医生分别来说，患者只相信上海医生的话，这可能是一种地域/大医院盲目崇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患者很相信医生的医术，就不容易与之发生冲突，医患关系就会比较好，因为存在着信任基础。
期待清单NO.2
社会为医生撑腰：惩治暴力
近些年，有三甲医院负责人说，医护人员被打骂事件，几乎每家医院、每个科室都有。医生被打事件时有爆出，仅媒体报道过的就有不少：
2012年6月，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向被打医生王翀、樊铁军发放委屈奖。
2012年6月，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两名医护人员遭到患方殴打，在该市卫生系统引起了强烈反响。事后，院方也向他们发放了千元的“委屈奖”。
2015年，湖北省汉口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普外一科的副主任医师康江晖值夜班时，遭到患者家属殴打，经检查发现左耳听力下降了20分贝。作为一名拳击达人的他，挨打时一直保持克制，始终没有还手。他在病床上休养了大半个月后，重返工作岗位，医院为其颁发了500元“委屈奖”。他告诉记者，心理的创伤比身体更难受，希望不要再有医务人员领到“委屈奖”。
2016年，湖南浏阳一家精神病医院设立“委屈奖”，对该院医护人员“每月额外发放100元”，对“频频被打”的医护人员进行“安抚和弥补”。
2019年，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医院医生邢锐被一位醉酒患者无辜暴打，但他仍忍着疼痛，为这个患者做完手术。“当时眼科只有我一个一线值班医生，虽然浑身疼痛，但是感觉没有危险，还是决定先给他把缝针手术做了。”经诊断，邢锐头皮下血肿，眼眶裂伤，口唇挫裂，背部青淤，鼻子软骨骨折，牙齿也被打缺了一块。事后，五通桥区人民医院向邢锐颁发了1000元“委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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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业在前些年为何受到冷落？蒋卫民教授分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医生的待遇太差。“我们好多同学到最后都去卖药，博士毕业为什么都跑去卖药，这是很不能令人理解的，但确实是存在这种情况。”蒋卫民教授感慨。二是医患关系趋于紧张。“2000年前后，包括我们华山医院也出现过：患者打医生不受任何处罚。当时一名进修医生在急诊被患者打了，他没还手，医院给他发了200块钱的委屈奖。但这实际上是不对的，会助长医闹。每个人都拥有人权，患者打医生也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而不是打警察要受处罚，打医生就没事。如此处理，医生会感到自己的尊严丧失了。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丧失了尊严，对这个行业肯定是不会热爱的。”
医院管理者把医疗定位服务行业，把医务人员定为服务人员，要求医护人员必须做到“零投诉”，患者及家属打骂医生的理由太简单了：我有病，是弱势群体，医生就该医者仁心，不能和患者一个道德水平。看医生不爽，就骂几句甚至动手，谁敢还口还手，就挥出职业道德大棒。
而实际上，患者或患者家属谩骂（或殴打）医生，医院保安应及时出面制止，并立刻报警，让这些人受到应有的处罚，要求医生打不还手，还给挨打医护人员发放“委屈奖”，治标不治本，只能助长歪风邪气。医院应依法提请有关部门对打人者进行制裁，被打医生受到的损失由打人者来赔偿，而不是由院方给医生发‘委屈奖’了事。”
社会环境对医生不友好，有时甚至是吹毛求疵，让医生心灰离场：在市场化环境下，医生收入低，还被一味要求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白求恩精神；整天说“看病难、看病贵”，还把原因归结到医生身上。实际上“看病难、看病贵”不是医院医生造成的。医患矛盾是综合因素造成，有医疗体制的因素，也有医患沟通不到位的因素。
如果社会大环境让医生看不到前途，他们只能用脚投票，离开这个行业，或不让子女学医。一旦愿意学医的人少了，医生的整体素质会越来越差；医生整体素质不好，就看不好病，老百姓也会越来越不满意，形成恶性循环。
医学类位居TOP5，天眼查数据截图
百度搜索大数据截图
期待清单NO.3
医学重返热榜，“尊医”时代来了？
2020年，医学专业在经历近十多年的低谷后，首次登上高考热搜专业的TOP10，营造“尊医重医”氛围的最佳时机来了吗？
图源：蒋卫民教授提供
“医学专业在前段时间的确有个低谷。”蒋卫民教授回忆，“2013年大学毕业20周年，我们班同学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聚会时，上医的党委书记也来参加了。他谈到，医学专业在走下坡路：招不到高分学生，很多都是考复旦大学其他专业没考上，调剂到医学专业的。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很受打击。当年我是1987年参加高考，录取到上海医科大学的分数不比复旦交大低，甚至更高。听到医学专业招生沦落到需要接受调剂生才能招满，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落差。”他说，学医的录取分数低，实际上是对全人类健康的不负责任。医学专业的高考录取分数应该要高，国外都是一些最牛的学霸去学医。医生从事的是很复杂的工作，比较优秀的人才能胜任这一职业，因为患者是把命交到你手上的。
那么，时隔多年，为何这次医学专业能登上热搜前10名？
蒋卫民教授分析，与当前大环境有关。记得1990年时，上海财经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比复旦大学还高，是当时学金融就业前景好、收入高，而市场经济就是什么行业赚钱就去做什么。
首先，发生新冠疫情后，医师们夜以继日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他们舍己忘我的敬业精神感动了所有的人，整个社会对医生的尊重程度提高了。
其次，医生的职业稳定性好。当前整体经济形势不像前20年那样高速发展，医生专业相对来说是旱涝保收的。市场经济刚开始高速发展时，相比其他行业，医生的收入不高。疫情发生后，好多行业的企业都倒闭了，但医院不会倒闭，永远都有人要看病，总是人满为患。很多家长可能认为，去学个医也不错，这辈子肯定不会没饭吃。今年第一季度时，疫情对医院的冲击较大，手术都不做了，但进入第二季度，又恢复到原来的工作量了。医生35岁前过得很辛苦，收入又低，很多人可能熬不过前10年。
再加上，其他专业的工作不好找。蒋卫民教授笑着说：如果外面工作很好找，谁会去学医。学医要读到很高的学位，还要参加规范化培训，30出头才刚开始赚钱，而且赚得很少，但可能到后面比别人收入高。“我经常和学生说，学医，一是积累，二是积德。学医是先苦后甜的：30岁时，你和高中同学是没办法比的，但到40岁，你和高中同学的平均收入水平就差不多了，到50岁时，比绝大多数同学的收入都好，现在我的高中同学好多人没工作了。很多行业的可替代性很强，但医生是不可替代的。人工智能出来以后，很多程序员肯定会被替代。”
另一方面，即使是医生职业经常被吐槽的那阵子，找对象时，如果介绍人说对方是医生，会被高看一等。“每个家庭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去学医，你自己也不想学医，但总想找个对象是医生，大家都是这么想的。现在的女医生都要读到博士，有的读到博士就不好找对象，但是男医生是越来越吃香。”蒋卫民教授说。
此外，医生的社会地位算是比较高的。比如，第一，医生出去吃饭基本上都不花钱；第二，在饭桌上三教九流的人都希望和你交朋友，你不会受到冷落，人家都很尊重你。什么病都问你，有些问题不是所属专业的，自己也不知道，但他觉得你是医生，你说一句话，他们就相信。
医生天天吐槽自己职业：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可能的原因是：学医特别苦，真的很苦，挣钱还比别人少。从踏进医学院起，课程比别人多，考试比别人多，学制比别人长。人家4年大学毕业，我们那时是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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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做小医生时总感到不平衡：我比别人忙，付出那么多，为啥没得到应有的回报，有种玩不下去的感觉。但后来做到一定程度了就觉得，可能你年轻时付出越多，到老了都有回报。所以，我对孩子说，所有的努力终究都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早晚的问题。” 蒋卫民教授笑着说，我儿子初中刚毕业，好像对医学兴趣不大。以前我是坚决反对孩子学医，但现在考虑到大环境的问题，想法也有所改变。第一，对其他专业根本就不了解，不知道学什么专业好。就像我父母逼着我学医，他们也不是医生，就觉得这一行好，就是抱着“我们老了就靠你了”这种想法。当时我学医时，对医学一点都不喜欢，觉得自己的兴趣点不在这个方面，但时间长了也就有点心得了，医生做着做着也就做下去了，做着做着就有感觉了。
目前初中生物课里加进了很多医学的内容。从长远看，不但能提高全民的整体医学素养，还培养了医学“后浪”，引导更多年轻学子对医学产生兴趣。蒋卫民教授认为，很多兴趣都是从小培养的，而不是等到大学时再来培养，但吸引更多人来从医，归根到底，还是要提供尊医重卫的职业环境。
●写在后面●
培养规则意识，遏止暴力伤医
这些年来，陆续发生的伤医杀医事件，让很多医生感到悲凉、无奈：自己专心看病的时候，还要提防有人持刀伤害自己。上班时，医生一只眼睛看着病人，还要留一只眼睛观察周围，一旦发现情况不妙，还要跑得快。除了辛苦、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如此不让人安心的工作环境，鼓励自家孩子学医岂不是傻？
杨文医生被杀案件发生后，这个名字触发了小编的记忆开关。10年前，也有一起严重伤医事件，引起了社会公众极大的愤慨。当事医生徐文幸而救回。当时刚进入医学行业，对这起徐文医生被砍案件感到触目惊心。昨天查资料发现，两位女医生除了名字相似，还是同龄人。
徐文医生（1968年1月出生）：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在医院被曾经的治疗对象王宝洺砍伤。徐文医生头部被砍6刀、四肢部被砍10刀，经鉴定身体损伤程度为重伤。
杨文医生（1968年出生），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2019年12月24日6时许，杨文医师在正常诊疗中，遭到一位患者家属的恶性伤害，致颈部严重损伤。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终年51岁。
……
201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了禁止任何人威胁、危害医护人员人身安全。从法律层面保护医护人员安全，是让那些伤医杀医者受到法律制裁，从而警醒后来者。但分析很多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加害者缺乏规则意识和法制观念，当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不会通过有效手段表达诉求，只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发泄不满，最终害人害己。
正如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作翔指出的，规则意识的培养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去完成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教育的作用有时是有限的，比如，经常看到许多成年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有些人明明知道，但他就是不去做，不但自己不遵守还领着孩子闯红灯，这就需要法律和制度的硬约束。
医生尽力在救治患者，但医学并不是万能的，总有治不好的情况。如果患者认为治疗效果不理想，就伤害医生，既解决不了问题，还毁了两个家庭，应通过合法途径来表达诉求，比如诉诸法律、要求赔偿。政府应理顺维权机制，减少患者维权的环节和成本，化解医生直接面对患者容易产生的冲突，遏止暴力伤医事件的发生。
2015年9月4日，51岁的田春生因便秘到徐州市铜山区柳新镇一家卫生室就诊，经胡医生诊疗后感到治疗效果不佳。9月8日，田春生持刀杀害胡医生。审理案件的秦瑞东法官就曾指出，田春生遇到自认为的医患纠纷以后，采取了不理智、极端的手段。而实际上遇到医患纠纷后，可以找医疗调解委员会调解，也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法院应引导广大患者通过合法、理性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良好的医患治疗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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